上海刑事律师：从一起合同诈骗案看辩护策略的实体与程序价值

一、案情简介

2021年5月，上海闵行区张某以“疏通关系”为由，与被害人马某签订合同，约定马某支付50万元用于“打点”交通局领导以获取拆迁补偿款。张某虚构其与交通局领导的关系，骗取马某50万元后未履行承诺。两年后，马某报案，公安机关追回20万元赃款。本案争议焦点在于：张某行为应定性为普通诈骗罪（《刑法》第266条）还是合同诈骗罪（《刑法》第224条）？最终，律师通过精准辩护，促使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定罪，张某获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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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律争议与定性分析

1.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

• 普通诈骗罪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直接骗取财物，不依赖合同关系。本案若定诈骗罪，涉案金额50万元属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量刑起点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• 合同诈骗罪：以签订、履行合同为手段实施诈骗，需证明合同形式与诈骗行为的直接关联。本案中，张某与马某签订书面合同，明确约定权利义务（如退还条款、利息计算），形式上具备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。律师通过强调“合同载体”的核心作用，成功将罪名变更为合同诈骗罪，使量刑幅度降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2. 赃款处理的争议

• 若定诈骗罪，追回的20万元可能被认定为“违法所得”上缴国库；
• 定合同诈骗罪后，赃款被视为合同诈骗的直接损失，需返还被害人。此结果既符合《刑法》第64条“责令退赔”的规定，也保障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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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辩护策略的核心突破

1. 实体辩护：合同要素的强化

律师通过以下路径重构案件定性：

• 合同真实性与诈骗意图的分离：尽管合同内容基于虚假承诺，但其形式合法，双方签字确认，符合合同诈骗罪“利用合同”的特征；
• 损失与合同履行的关联性：马某支付50万元系基于合同约定，而非单纯受骗，强化了合同在诈骗行为中的工具性作用。

2. 程序辩护：量刑协商与认罪认罚

• 律师结合《刑事诉讼法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促成张某认罪悔罪，主动退赃20万元，并通过量刑协商争取缓刑。此举既降低司法成本，又实现刑罚轻缓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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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司法实践考量与启示

1. 上海司法特点：证据审查与罪名辨析的精细化

• 上海法院对证据链完整性要求严格，本案律师通过质疑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单一性（张某部分资金用于个人消费，部分拟用于“打点”），削弱了普通诈骗罪的直接故意认定，为罪名变更提供空间。
• 司法实践中，合同诈骗罪因涉及经济活动，法院更倾向于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，避免“以刑代民”。

2. 辩护策略的启示

• 罪名选择优先于量刑辩护：在证据允许时，通过变更罪名直接降低量刑幅度，比单纯罪轻辩护更有效；
• 程序与实体辩护结合：利用认罪认罚制度降低量刑风险，同时通过实体辩护改变定性，实现双重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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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结语

张某合同诈骗案展现了刑事辩护中“实体定性优先”策略的核心价值。律师通过精准把握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，结合上海司法实践对证据和程序的严格审查标准，成功实现罪名变更与量刑优化。此案启示辩护律师需深度融合法律解释、证据分析及司法裁判倾向，方能在复杂经济犯罪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结果。

本文由上海刑事律师尤辰荣发布,原文地址:http://www.lingle64.com/hot/1385.html,欢迎分享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