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某男子因散布虚假信息被判三年：网络诽谤罪的司法实践与法律边界

2023年12月，上海市某男子因在社交媒体平台多次散布虚假信息，恶意诽谤他人，导致多名受害者名誉受损并引发社会秩序混乱，被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。该案因涉及网络诽谤与公共秩序破坏的双重危害，成为近年来司法机关从严打击网络犯罪的典型案例。

法律依据与罪名解析

1.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核心构成
   根据《刑法》第287条之一，该罪行的客观行为包括：
   • 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的网站或通讯群组；
   • 发布制作、销售违禁品或违法犯罪信息；
   • 为诈骗等犯罪活动发布信息。
     本案中，被告通过社交媒体散布虚假信息，符合“发布违法犯罪信息”的构成要件，且因信息传播范围广、社会影响恶劣，被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。
2. 与诽谤罪的竞合问题
   若虚假信息直接针对特定个人，可能同时构成诽谤罪。但本案中，法院认为被告行为不仅损害个人名誉，更扰乱了公共秩序，故优先适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，体现了“从一重罪处罚”的原则。

争议焦点与司法实践

1. 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标准
   法律未明确“情节严重”的具体量化标准。本案参考了虚假信息的传播量（如转发次数、点击量）、社会负面影响（如引发群体性事件）及受害人数量等综合因素。类似案件中，若仅涉及少量传播或无实际危害后果，可能仅受治安处罚。
2. 主观故意的推定难题
   根据司法解释，行为人若曾因同类行为受处罚，或信息内容明显违法（如涉及毒品、枪支），可直接推定其主观故意。本案中，被告多次发布虚假信息且拒绝删除，成为认定故意的关键证据。
3. 网络平台的责任边界
   法律要求网络运营者对违法信息采取技术拦截和报告措施。若平台未及时处理，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。本案中，相关平台因及时删除部分信息未被追责，但司法实践中平台责任仍是争议焦点。

司法实践中的扩张与限缩

1. 从严打击的司法趋势
   近年来，司法机关对网络犯罪采取“打早打小”策略，将预备行为（如设立犯罪群组）独立入罪。本案判决体现了这一倾向，但也引发“过度预防”的担忧，例如如何区分“恶作剧”与犯罪意图。
2. 技术证据的审查困境
   网络犯罪依赖电子数据取证，但实践中存在鉴定程序瑕疵（如未规范保存原始数据）、技术术语理解偏差等问题。本案中，法院采信了经公证的传播数据链，但部分类似案件因证据瑕疵导致改判。

建议与启示

1. 完善司法解释
   需细化“情节严重”的标准，例如明确传播量阈值或损害后果等级，避免同案不同判。
2. 强化平台监管与技术合规
   推动平台建立更高效的违法信息筛查机制，并探索“避风港原则”的例外情形，如明知违法却未采取必要措施时的连带责任。
3. 优化主观认定规则
   借鉴域外经验，通过行为模式（如匿名账号、反复发布）辅助推定主观故意，同时允许行为人举证反驳（如证明信息误转）。
4. 加强公众教育与法律宣传
   通过典型案例发布（如最高法公布的网络敲诈案例）警示公众，明确网络言论的法律红线。

结语

本案反映了网络时代刑事司法的双重挑战：既要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，又需防止刑罚权过度扩张。未来需通过立法细化、技术赋能与司法理性，在保护公民权益与维护网络清朗之间找到平衡点。

本文由上海刑事律师尤辰荣发布,原文地址:http://www.lingle64.com/hot/1381.html,欢迎分享.